林丕正 

   三年前，省公安厅党组织给每位入党50周年（含）以上的老党员颁发了一面“入党50周年纪念”水晶牌。每每望着金色的党徽和鲜红的大字，总是思绪万千，心潮涌动，激起了对我革命领路人姑姑——刘惜芬烈士无限追思与怀念。
    1948年——我14岁那年的夏天，父亲突患脑溢血过早地离开了人间，随着家庭顶梁柱的倒塌，全家也失去了生活的来源，我们兄弟几个都辍了学。母亲被迫带着我们兄弟姐妹9人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厦门，回到了祖籍广东潮州乡下。翌年，为了生计，妈妈将我独自一人交给了舅舅，舅舅又把我带回厦门。
   舅舅是做瓷器批发生意的，我跟着舅舅学生意，实际上是小伙计，来了货就跟另一个小伙计到码头卸货，验收件数，雇人拉回店里；来了客人，就负责烧开水，泡工夫茶；晚上他们搓麻将，我要守在外屋烧水、泡茶，买夜宵。
   在学校时，我的功课很一般，属中下，主要是贪玩。唯独语文成绩好，经常参加全校的演讲比赛，得了好几次第一名。语文老师林逸君也是班主任，是厦门著名书法家、厦大教授虞愚的太太，对我的中途辍学也很惋惜；所以，当我重返厦门去拜见她时，她很高兴，主动提出每星期用两个下午加星期天半天给我补课，主要教“古文观止”、“唐诗”，并让我写些文章，送给她修改（有一篇发表在厦门鹭江日报上，还给了不少稿费）。她的家就住在厦门虎头山，也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所在地，由于经常到她家补课，跟站岗的宪兵混熟了，进出警备司令部很随便，为以后的地下活动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这是后话。
    由于从小就受到哥哥姐姐进步思想的影响，感到国民党腐败无能，“校官满街走，将官多如狗”，一味搜刮民脂民膏，一味打内战，弄得民不聊生，甚至把父亲去世后的家庭衰落也归咎于国民党的腐败。所以，从潮州回到厦门不久，同班女同学吴素丽就带我去见刘惜芬。她的家住在厦门顶井巷10号，记得当时电灯很昏暗，房间又很小，看不太仔细。刘惜芬问我平时喜欢看什么书?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看法等，还问我想不想参加地下组织，怕不怕死。我一一作了回答。当时很激动，态度很坚决，临走，她拿了一些油印的刊物给我。成立地下小组后，她更经常带一些书籍和刊物给我们看，都是用钢扳刻印的，记得这些刊物有：“秘密守则”、“联共(布)党史” (摘要)、批判左派幼稚病(因为看不懂书名也忘了)、华君武的漫画、解放区歌曲、评国民党对国共和谈的骗局等。印象最深的就是华君武的漫画，画的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下象棋，有人问蒋介石下得如何?蒋介石答：第一盘我没赢，第二盘他没输，第三盘我要和他不和。还有就是“兄妹开荒”、“解放区的天”这些歌曲。在解放军渡江前夕，有一首歌的歌词是：“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我们的队伍来了，横扫千里，老百姓呀做了主人……。”
    就在刘惜芬接见我几天之后，在同班同学陈笃初家里(厦门靖山路15号)开了第一次小组会。刘惜芬宣布地下小组成立，参加会议的除了刘惜芬本人外，有她的侄儿刘永言，一个叫胡文广（到游击队后化名胡明海）的青年、同班同学吴素丽、陈笃初和我。会上，刘惜芬讲解了当前的国内形势，提出了地下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发现、考察进步同学，发展、壮大组织，积极宣传共产党、人民解放军，革命的大好形势，揭穿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骗局，想方设法为乡下(指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募集经费、药品和枪械、子弹。会上还宣布，今后我们跟着永言称呼她为姑姑，并逐条讲解秘密守则的内容。印象最深刻的是：严守组织秘密，就是对自己的父母、兄弟也不能暴露组织，永远忠于组织，绝不出卖同志，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组织的安全；必须遵守单线联系的原则，不得打听本小组以外的组织活动；不得打听她(刘惜芬)的活动和交往，路上遇见她也不能和她打招呼；一切活动都必须由她安排，不得擅自行动……。那天，她穿着旗袍，上身罩了一件针织的缕空花纹的乳白色线衣，乳白色高跟鞋，戴一个有金链的小手表，挎一个小坤包，涂口红，化过妆，显得楚楚动人，端庄美丽，特别是她的身材十分匀称，走路轻盈，很像电影明星。她讲话的声音很轻，在读讲秘密守则时，每到重要段落，总要抬起头来看看大家，她的语气、语调和她那美丽的眼睛，立即感染了我们，连房间的气氛也变得严肃、庄重起来。
    随着时局的发展、小组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有时，一个星期要碰头3、4次，起初是以学习为主，由姑姑给我们讲时局，那时，我人民解放大军已饮马长江边，国共正进行和谈，姑姑说国民党反动派是假和谈真备战，它一边同共产党和谈，一边却在加紧迫害进步人士，从不间断抓捕共产党人……。她说得有条有理，往往是压低了声音，即使讲到激动处，也使人觉得娓娓动听。她知道的事情很多，在她面前，我们都感到她是我们的长辈，很有学问，大家都喜欢听她讲时局，很爱跟她在一起。时间稍长，都不知不觉地把她当亲姑姑看待了。
    其实，姑姑当时很年轻，也不过只22岁，她是鼓浪屿博爱医院的护士。我偶尔也在街上看见过她，有一次，她是同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军官走在一起的，看样子两人很亲热。我遵循她的教导，低着头走过去，不敢同她打招呼。事后才知道，为了搞情报，姑姑经常到虎头山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跳舞，和那里的军官混得很熟。
    4月份有一天，她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很兴奋地告诉大家：我百万雄师已胜利渡过长江天险，直捣国民党的老巢南京、上海，要我们想办法把刊登这则喜讯的传单广为散发，同时告诫我们，现在国民党像个赌输的疯子，到处抓人，要我们注意隐蔽，注意安全，还特别指名要我多加注意，因为我舅舅住处附近，就驻扎一个国民党宪兵中队。会后的当天晚上，我和笃初就潜入学校，在教室黑板上写下：“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国民党就要完蛋了几个大字(以后回想起来也有点后怕，要是国民党特务认真起来，一查对笔迹就麻烦了)。接着我们准备通过笃初的父亲和哥哥把传单散发出去，因为他们两人都是邮递员。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们就忙碌起来了，研究再发展几位同学，首先想到的是发展林逸君老师的两个女儿虞京(同班同学)和虞昭(比我们低一年级)，因为她们住在虎头山，对打听情报和搞子弹有条件，还有是杜丕显，思想进步，胆子大，也机灵。笃初这一家就不用说了，其实，我们每次开会都在他家，他妈妈从来不来打扰我们，还默默地为我们望风。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曾替我们将传单夹在邮件中散发出去。我们还搞过两次募捐，计划搞药品和子弹(我离开厦门后，他们都办了)。记得还填过一张表，每个人都要填一个化名，姑姑说，丕正妈妈姓陈，就叫陈国栋吧(以后到了游击队，我就叫陈国栋，代号跳蚤)。
    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在“向南进军，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中，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势如破竹，直逼南方各城市，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也逃到了厦门。自从毛森逃到厦门后，局势顿时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加紧搜捕我地下工作者，加紧迫害进步人士，“飞行堡垒”(抓人的囚车)的尖叫声整日响个不停，特别到了夜晚，那凄厉的警报叫声让人感到心惊胆颤，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厦门岛，我厦门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的破坏。6月份的一天，姑姑对我们说：当前形势十分严峻，为了保存实力，迎接解放，准备让刘永言、陈笃初二人转移到香港，但要等香港那边联系、安排妥当才能走。为了充实游击队的力量，配合大军解放福建，由组织上把丕正送到游击队去（胡文广已先期到游击队当电台报务员），过两天“交通”一到就可以走了。听了这个决定，我高兴极了，当时很兴奋，巴不得立即就走，因为我早就渴望着能拿着枪和国民党这帮坏蛋干一仗，为了使我能顺利到达游击队，姑姑还专门把我留下，作了详细、周到的安排：她告诉我，衣服不要带太多，要轻便些，那里要经常行军，白色的不要带，尽量带暗色的，那边的蚊虫多，少带短袖的，多带长袖的；那里的伙食不好，要带点“味素粉”(味精)去，没有菜吃，泡碗汤就可以了。钱可以不带，那里用不着(其实当时我也没有钱)。到了游击队后，对什么人都不要提起厦门的组织活动情况，要努力工作，打仗要勇敢，不要忘记你是厦门地下组织送你去的，要比别人强!姑姑还对我说：你舅舅的邻居就是国民党宪兵中队，你要想办法找岔同你舅舅吵一架，吵得凶一点，让宪兵中队知道，以免将来连累你的舅舅。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姑姑这番嘱咐，不仅体现革命同志、体现领导对部属无微不至的关爱，也体现了长辈对小辈的一份亲情。
    按照姑姑的嘱咐，回家后果然同舅舅“吵”了一架，拎着小皮箱“负气”出走了。当天晚上，姑姑的上级“老梁”（事后知道他就是解放后龙岩地委专员梁明富，化名梁自省）。找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愿意不愿意到游击队，还交待了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不能同家庭和厦门地下小组通信。回来后，我在陈笃初家里躲了两天，第三天就从厦门乘船到安海，由一个比我年纪还小的小“交通”把我送到由许集美同志领导的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的驻地。
    起初我在政工队搞宣传工作，不久又调到独立大队一中当战士、文化战士。游击队的生活十分艰苦，又很新奇，终日处在极端亢奋的状态中，虽然几乎天天晚上要行军，不断转移驻地，但当时并不觉得累和苦。特别是经历了泉安公路的伏击战和官桥战斗，我表现得十分勇敢，还和战友一起俘虏了一个国民党上尉军官。每当遇到一些有趣的事，经历了一些惊险，或者做出了成绩，受到表扬，我都渴望把这些事告诉姑姑，我想念姑姑和小组的同志们，也为他(她)们担心，不知道他们的处境怎么样。
    8月底泉州解放后，我所在的游击队一中队改编为第五军分区（后改为晋江军分区）特务连，1949年10月份，我所在的游击队一中队一个排配属人民解放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参加解放金门岛的战役，部队登船时，我被团政治处主任张茂勋从船上拉下来，留作第二梯队当翻泽 (在游击队员中我的普通话与厦门话讲得都比较好)。战斗失利后，我独自一人(其他游击队员都全部牺牲了)回到了第五军分区
 特务连。随后，即被送到第十兵团参谋训练队学习。到参训队后，我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吴素丽同志，简要介绍自己这半年来的经历，请她把姑姑的通信地址告诉我，并把其他几位同志的情况告诉我。不久，收到吴素丽同志的回信，随信还附了两张剪报，一张是我到游击队后，妈妈不知我的下落，在厦门《鹭江日报》登的“寻人启事”；一张是厦门解放后报纸上刊登的关于刘惜芬同志的英勇事迹，并登载了刘惜芬同志遇害的照片。看了素丽的信和寄来的报纸上姑姑遇害的惨状，我不禁失声痛哭。原来，我到游击队不久，姑姑又顺利地将刘永言、陈笃初、杜丕显3人送到香港，地下小组又发展了虞昭等新成员，他们紧密配合我解放大军南下，积极开展工作，数次散发传单，甚至把传单散发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里，并数次通过姑姑本人和虞昭搞到了一些子弹、药品送往游击队。他们的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在厦门临解放前夕，由于叛徒的出卖，刘惜芬同志被捕了。敌人把刘惜芬同志关押在监牢里，日夜轮番对她审问，开始以她年轻美貌，可以嫁个有钱有势的人，享不尽荣华富贵来引诱她，见刘惜芬同志不为所动，就采用酷刑来折磨她。他们不让她睡觉，无休止地审问，从精神上摧残她，用鞭子抽打她，还用燃烧的烟头烫她的脸、手、腿。尽管敌人施尽了各种刑法，但刘惜芬同志始终不肯说出自己的上级和下级，正如她教导我们的，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暴露组织。有一次，几个特务押着刘惜芬同志闯进我地下党秘密集会的房间，刘惜芬同志的领导就在房间里，特务逼刘惜芬同志指认，但她坦然地告诉特务，房间里没有她认识的人，并趁特务们不备，悄悄用眼色示意大家放心。特务们无奈，只好将刘惜芬同志押回。
    尽管刘惜芬同志在牢中受尽了敌人的严刑酷打，受尽了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摧残，仍然对党、对组织忠心耿耿，嘴巴咬得紧紧地，即使用铁棍也撬不开她保守党的机密的钢铁意志。不禁使我想起她曾经给我们唱过的一首歌：“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刘惜芬同志正是这样一位铮铮铁骨的优秀共产党员。
    就在厦门解放的当天凌晨，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将刘惜芬同志绞杀在鸿山脚下，一个如花的年轻共产党员，在黎明的曙光正向她走来时，她却为祖国的解放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多么令人痛心，令人惋惜。每每想到这里，姑姑的音容笑貌，总是久久地萦绕在我的脑际，我是多么渴望解放后同她共享这胜利的喜悦呀！
    1954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岁月是这样的无情，我已经从一个无知的少年转眼成了有将近60年党龄的老党员，从一天到晚蹦蹦跳跳、无忧无虑的小伙子变成接近耄耋之年的老人了。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我在党组织、在历任领导和周围同志的关怀、教育、帮助下，无论在做人的道理、工作能力、政策水平各方面都有了长进，不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动，我都努力去做到尽责尽职，因此，每当工作取得成绩，个人有了进步，在感谢党组织的培养教育的同时，就会想到姑姑，是姑姑把我领到革命队伍来的，没有姑姑的带领，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我有时也被一些个人患得患失的思想所困扰，也被一些个人攀比迷惑了眼睛。但每每想到姑姑，想起姑姑的教诲，她的为人处世，特别是她那坚贞不屈，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抛头颅、洒鲜血，为我们铺就一条阳光大道，就会为自己的私心杂念感到脸红。
人到老年，总有许多美好的回忆留在脑海里。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甜，我的内心就越来越想念我的革命领路人——姑姑，刘惜芬烈士! 
 

注：林丕正同志系福建省公安厅离休干部，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