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政协
杨上侠 口述   杨世玮整理

  人民政协至今已走过60年的历程。自1987年10月，我就成为政和县第三届政协委员，有幸成为政协的一员。后连任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委员，多次被评为优秀政协委员。政协是个大学校，从学多年，收获颇丰，已不再是当年初进政协门不谙世事的“毛头委员”。政协生涯造就了我这样一批政协人，具有政协的语言、政协的视点、政协的思维、政协的人格。委员与政协之间奉献与收获是双向的，政协也滋养、哺育着委员。1992年，在担任委员5年之际，我写了《政协三味》一文，一味，讲责任，此为政协的灵魂；二味，纳百家，此是政协的胸襟；三味，有韧劲，此称政协的性格。1997年，在任委员10年之际，我又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了《十年三悟》的文章，一悟，政协是需要付出的事业；二悟，政协是学习的事业；三悟，政协是艺术的事业。政协是一本厚重的书，智慧的书，融入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精华，开卷有益，诲人不倦，常读常新，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咀嚼、感悟、品味政协。我愿在此以读政协之书的感受与委员们共勉。
  “三味”、“三悟”之后，上下求索，再读政协，渐读出四个字：和而不同。“和”为和谐，和谐是目标，是追求，是大多数人利益所在，政协孜孜以求之，“为伊消得人憔悴”。“不同”为差异，协商本意就是承认差别，寻求大同，这也是民主做为政协主题的应有之义。如果有一个政治组织能纳百家争鸣，容百花争艳，那就是政协。争鸣与争艳并非无序，而是在共同基调之上的协调，如美乐，如美画，美仑美奂。可以说无大同则无政协，无不同亦无政协，存同求异，立异求同，异同相依，异促同，同源异，这些思辨应该包括在政协组织创建者的立意之中。为了解读政协的和而不同，我想用两例个案加以佐证。
  第一个是具有标本意义的全国政协的陈年旧案。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过渡时期总路线报告。就这个报告，民主人士梁漱溟发表看法，为农民抱打不平，认为工农生活存在九天九地之别。毛泽东进行了辩解：工农联盟是我国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利益是一致的，工农关系是谁也破坏不了的。双方声色俱历，言词锋利，说是惊心动魄的争吵应不为过。结局不言而喻，梁被轰下台，定为“反动”，没有上升为“反革命”，保留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副产品，梁在“反右”风浪中三缄其口，躲过一劫，所谓“福为祸所伏”。这个历史性的著名争吵可圈可点，可做多层考量：1.此事发生在政协，说明政协是容异、陈异之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吵到如此程度，已属不易。新中国成立以来，能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直接争执的，党外推梁漱溟，党内属彭德怀。虽然结局不尽人意，但终给我们留下了可资认知的宝贵精神与思想财富，共和国早期政治领袖和人物，开篇之作的光芒照耀着后来人。2.此段公案至今尚无定论，见仁见智。一说是，当年的工农差别，或工农产品剪刀差为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的选择，除此别无它途。另一说，认为城乡二元化是饮鸩止渴，最终延缓了社会进步的速度。在我国，发生于半个多世纪前的毛、梁之争，可看做“和”而“不同”，更多的不在于“是非”，而是“曲直”。毛泽东从韶山冲的农田走出来，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熟悉程度没有哪个政治家能出其右。梁漱溟把一生的理想贡献给了农村和农民。他们维护农民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是大同。如果，这里说是如果，双方能兼收并蓄，存同求异，结局可能是双赢。客观地讲，毛泽东作为决策者出于当时的战略考虑，也许明知代价巨大，不得不为。上个世纪90年代，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家总理，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似乎从某一个角度回应了那场遥远的争论。平心而论，梁漱溟的观念虽含合理成份，也是一家言，他热心农村问题和农村建设，但时常陷入“乌托邦”的空想。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庚，为当代大儒，研究哲学，长于城市，却为农民以命相呼，难能可贵。我要说他是一个可爱、执著的理想主义者。3.后人评论毛泽东处理此事“胸怀宽广、很有雅量”。我不认为这是个消极的评价，但历史走到今天，民主不应停留在“作风”、“胸怀”、“大度”、“平易近人”等个人品格层面，这些多少反映的是“民本”、“亲民”自上而下的等级情节，缺少点公民意识。民主更多的是理念、制度、准则。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种话的权利。”跨越60年的政协，高扬民主的旗帜，和而不同的特征越发鲜明。
  另一个案是我本人的经历。2002年，政和县政协常委会讨论号召全体委员积极参与创建文明县城倡议时，我举手发言了这次会上唯一不同的声音，表示不赞成“创建”文明的提法。政协主席对我的观点表示理解，让我做了详细的阐释：我是建设文明的拥护者，也是人民文明的受益者，政协本身就是文明的推动者，她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文明这个中心，这一点是和，是我和政协的大同。我不认为我的意见都正确，也没有幼稚和简单到以为我的一句话能阻止或改变什么。我的立意更多的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可以知之不多，但力求言无不尽。1、我对创建文明和用达标验收的方式创建文明，多少有些疑惑。“创建”是当代时兴和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诸如创建学习型单位、创建模范学校、创造数字化城市等等。文明也可以创建吗?它的科学界定是什么?“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言也要看具体事物。文明是人类精神活动和物质生产的总成果，是一个稳定的常态，不会因为你去“创建”而产生，也不会因为你不去“创建”而消失，拔苗不能助长。文明是长成还是做成?我认为更多是长成。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正如人类经历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一样，要延续很长历史阶段，用验收的方法，宣布某月某日达到文明，总觉得欠科学，不严谨。文明可以度量和分解为若干指标评价体系，用做建设文明的指导，但将文明人为的切割界定某个地域文明与否，理由尚欠充足。现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否将来要评选和谐城区?2、文明是全体公民的最高利益所在，是美好社会的追求。创造也好，建设也好，应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行为，不要成为政府单方面的行动。“剃头挑子——一头热”，即使“文明”了，没有受益者的热情和认可，意义也大打折扣，成为政府体系的自编、自导、自演的“内部演出”。3、我国是个盛行口号和评比的国度，哪个单位没有几块“上面”颁发的牌匾?在中国的语境下，达标、验收、争创往往与“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运动式管理”密切相连。常有与民生无涉、劳民伤财、利官不利民之事，极大浪费民力，消耗社会、经济成本，甚至折损执政者积累不易的宝贵的权威、公信力、合法性资源。只有输家，没有赢家。百姓或漠不关心，或怨声载道，或批评有加，好事不得善报。政绩工程的特征之一是在有限的任期内急功近利，不计成本，买单者众，挂冠者寡。有好事者归纳各国对待言与行的态度，分不做不说型、又做又说型等，让我们只做不说大概困难，但能不能先做后说，多做少说。文明应具有稳质性，不应成为供短时间参观的欣赏品和易碎品。此外，为这个光荣称号付出了多少有形或无形的成本，没有计算，或无法计算。也许无论多大都是值得的，或至少有宣传、鼓励、导向作用，做与不做也不是县级政府能左右的。我一直不赞成或不理解那些检查和为了检查的准备，尤其文明，还需要准备吗?如何准备?我的这些想法也许是多虑，但并非“为赋新词强说愁”，政协委员位卑未敢忘忧国，多为忧士，忧事都变成真事也不得了，无非一片苦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聊可自嘲。委员们对我的阐述报以热烈的掌声。
  我6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与人民政协有十七年的不解之缘，已成为我一部分生命的符号。十七年的时光里，我结交众多良师益友。感同身受其丰富多采之人生，领略诸多鲜活人物之内心世界。其一言一行及所表达之凝重历史责任感，净化吾之灵魂，升华吾之人生观价值观。正是十七年深交质浩气，感时常忆风骨情。每当回首走过的岁月，总有几分温暖，几分思念。爱之愈切，思之愈深。政协之树常青，政协之花常鲜，源于多彩，行于和谐。感受颇深，特写诗两首颂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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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贤堂，六十载，
   谘诹善道济世才。
 纵横天下事，
雅言舒高怀。
   誉隆德劭匡时柱，
   硕划和谐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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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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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良师，结俊彦，
      每思长计拜群贤。
  受教独心知，
  绝胜十窗寒。
       辅弼功深侪情笃，
       厚德博学此心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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