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因来自海外，被称为番薯;因结实土里，又俗称地瓜。易种高产，甘醇可口，泽披四海的番薯，源於何处，又怎样来到我国，这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

据《英国百科全书》记载：“甘薯本为热带美洲方物”。（《飞碟探索》�2011年6期）内刊“丛林奇葩：玛雅文明的新发现”（俄�瓦涅尼依�古尔雅耶夫/文；柯永亮/译）一文指出，玛雅人靠高超的农耕技术和高产作物，达到每平方公里可养活200人的水平（“刀耕火种”仅能养活76人），除玉米和豆类外，玛雅人还栽种许多块根植物——甘薯、木薯、甜马铃薯等等。由此可知，美洲的甘薯，始自玛雅古文明，具有悠久历史。依据玛雅长计历的计算（每周期为5125.37年），始于公元前3114年，至今已历5125年，今年恰是第一周期的结束之年。各地喧嚣一时的所谓“世界末日论”，也正缘于此。但这又是长计历第二周期启始之际，事实将再次证明“杞人忧天”的荒谬（地球灾害可能难以避免，但不会凑巧发生在长计历周期交替之时）。人们从中也可窥见甘薯栽培史之久远。

古玛雅建立的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文明之一。他们的灿烂文化给我们留下无数独特的遗产。其惊人的天文知识，可以推算出精确的金星历，发明的历法可延用4万年之久。失落在热带丛林中的数千座城堡遗迹，足可说明他们的发展水平。玛雅人的陶器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0年前，据此推测，甘薯渊源可能远在万年之上。令人诧异不已的是，玛雅文明竟在公元9世纪时嘎然而止，突然失落了。其因众说纷纭，入侵、内乱、灾变、气候、瘟疫等等，不一而足，至今尚无一确凿结论。所幸的是，甘薯等高产的块根植物，并未随着消失，而得以流传下来，裨益人类。

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人入侵美洲后，甘薯被引进东方。至明季，番薯传入福建。番薯的入闽，有多种说法。《闽书》卷150（南产志）内载，何乔远在“番薯颂”中指出：“万历中，闽人自吕宋带回来”。嘉庆《同安县志》卷14（物产）内载,郑得潇（明末同安县人）在“番薯序”中云：“从吕宋把薯苗带回来的，是同安的一个商人”。入闽究竟在哪一年，携带者是谁，何、郑两人都没有明确指出，但均说明引自吕宋（即菲律宾）。《福建史稿》（朱维干著�1986年版）下册38页载，根据《重篡福建通志》等有关史藉记载，番薯以“万历初年传入闽南，信而有徵”。如万历年间待御苏琰的“朱薯疏”和其父的“番薯疏”，均记载番薯在万历初传入闽南。

《福州人杰》（黄安榕主编，2000年版）一书，在“引进番薯的陈振龙”一节中指出，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对薯苗控制甚严，绝对禁止出口。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在当地经商的陈振龙，多方设法，并花费了一笔钱款，暗地购了几尺薯藤，秘藏竹筒中，系于船舷，经七昼夜海航，于5月下旬，把薯藤带回福州。令其子经伦向福建巡抚金学曾上禀，番薯有“六益六利”、“功同五谷”的好处，请求大力推广栽种。

金巡抚要陈振龙父子先行试种。他们就在城内水部与东门之间的纱帽池边空地上试种，当年即获得丰收。翌年，闽大旱，无法播秧，金巡抚更大力推广栽种番薯，“以当谷仓”，从而度过灾荒。因此番薯又被取名为“金薯”。清道光十四年（1834），为纪念番薯的传入及功绩，后人在福州乌石山（乌山）南侧，修建了“先薯祠”,后废圮;1957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在乌山重建了一座“先薯亭”。

陈振龙是长乐县青桥村人，他的后裔数代人继承遗志，为推广番薯而奔波。其五世孙陈世元，汇编了先人引种番薯的技术，进一步充实完善了栽培管理以及防虫、贮存方法等，取名为《金薯传习录》，分为上下两卷，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刊印出版。乾隆皇帝于丙午年（1786）向全国下了“广栽植甘薯，以为救荒之备”的诏书。从此，神州各地更加广泛种植，番薯成为我国人民的重要粮食作物。

《古今图书集成》的（职方典），谈及福州府物产时也指出：“郡本无此种，自万历甲午（二十二年）荒后，都御史金学曾抚闽，从外番觅种归，教民种树，以当谷食……荒不为灾。”但是，广搜史料的史学家朱维干，在《福建史稿》“番薯”一节中质疑,按何乔远与金学曾为同时人，如果金学曾确有此事，何乔远在《闽书》的“金学曾传”和“南产志”中，何致忽略不载？且种薯的结果，能使荒不为灾，所种亩数一定不少，需要大量种苗。即使远航度海，吕宋亦难以大量供苗。朱维干还据史料记载指出，早在万历初，番薯即已传入闽南，较万历二十二年传入之说，显然提早了十多年。

按正常推理，番薯的推广普及，首先应让农人认可，看到实惠，愿意栽种。应该有个心理接受和民间公认的过程。范围由小至大，不断发生影响，逐渐传播开来。先在一村、一乡、一县、多地，再延至全省。这至少需要几年、十数年、甚至二、三十年的时间。尔后出闽，从南而北，遍及全国各地。尽管有官府倡导，也得有种苗跟上。且当时带入的种苗有限，仅隔一年，就“千树万树桃花开”，八闽传遍，一蹶而就，救灾度荒，似不可能。考究严谨的朱维干对此提出疑问，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史料还记载，至清初，即几十年后，番薯则遍传闽、浙、赣、云、贵、川、冀、豫等大半个中国;至乾隆时，即传入近200年后，番薯才传播于全国。发展的时间过程，足见不可或缺。

笔者少年时代，在农村生活过，目睹农人薯苗育种的不易。秋末，薯种（薯苗）下田后，要以篱笆挡风养护;春来发芽，要勤加照料，浇水施肥，至芒种节令，才剪苗插栽大田。没有育苗者，就要到市场选购薯苗栽插。

陈振龙引进薯苗的记述比较详细，也有相当的社会影响。但较有关史料记载的传入时间稍迟。近读广东也有引进番薯的记载。《东莞县志》和《电白县志》，均有万历初从交趾（越南）引种的史料。当时航海商运已比较发达，可能有多条引进渠道，但这是次要的。番薯助民度荒，福祉天下，大显神威，功效凸现，这才是最重要的。清代，我国人口大幅增加，与番薯的推广，显然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显示，乾隆二十八年（1763）全国人口2.04亿,乾隆五十五年（1791）为3.01亿;仅隔28年，全国人口就剧增0.97亿。除许多史籍记载番薯好处外，文人墨客，纷纷撰文赋诗，大加赞扬。如《金薯颂》中就写道：“无根而生，久不枯萎，五谷不登，乃佐五谷；可为粉，可为酒，可祭可宾……”明末，农学家徐光启也总结了番薯的“十三胜”。当代，郭沫若先生在《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一文中，也高度评价了引进番薯的历史功绩，还专门写了《满江红》一词来赞颂。

今天，番薯已衍生出许多新品种。聪明的中国人，通过科技手段，将其改良成各具特色的品种，其营养价值也渐为世人所了解。联合国粮农组织甚至将甘薯推荐为健康食品之一。时下，福州超市出售的紫心地瓜，斤值4-5元，远超一般大米每斤2元多的价格。番薯深深地融入了城乡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歺桌上享用的美食。

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何炳郁先生指出，四百多年来，甘薯对中国山地和贫瘠地的利用，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起了极深刻的影响。我国现在番薯的产量占世界产量的83%，它作为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已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

长在海岛，自幼伴随着番薯长大。父亲是种薯高手，解放初三次获评县劳模。我曾跟着父亲学栽种;每至秋收，看着硕大的地瓜被加工成薯片、薯米、薯粉，贮藏度日，心中就感到踏实,“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番薯全身是宝，薯藤可充牛草，薯叶又能猪食。岛民对番薯的依赖，休戚与共，终生相伴。平潭风大沙多，土地贫瘠，而番薯照样生长，高产，全无挑肥捡瘦的贵相，印证了先人的上述评价，其品性为农人倍加喜爱，这无疑是番薯得以广布各地的最重要原因。

追溯番薯久远的源头，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只要是好东西，真东西，就一定会得到人类的喜爱，并永远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