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平潭县实验小学读书时，四、五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薛由仪。他是当地敖东乡人，瘦高的个子，性格爽直，讲课生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薛老师结合课文，会穿插许多故事;有时还伴以动作，来加深效果。一次讲到春天季节，百花盛开，小蜜蜂采蜜忙时，他就张开两手臂，模仿着蜜蜂飞翔的动作。他的课文，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一次他提问我“喝”与“吃”两字的区別，我答题后，得到他的表扬。我负责班级的黑板报;从内容到插边，都常会得到他的耐心指导。薛老师纠正学生的错误，一絲不拘，虽然很严格，但学生们却很尊敬他。

当时我是寄宿生。1957年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当我挑着粮食和书包，刚进校门，就有同学悄悄告诉我，薛老师是右派了。学校走廊上张贴着“揪出右派分子薛由仪”的大字报，姓名下还被划上红杠;里面写了他的许多问题和不是。我不由大吃一惊，一夜之间，老师变成右派！右派是什么？那么认真教学、关爱学生的老师，怎么突然成为批判对象，变为坏人了！那时无法理解其中的是非曲直，心里感到茫然得很。记得当时学校老师被划为右派的，还有校长刘良越（福州人）和另一位老师。薛老师从此陷入厄运。

薛老师每日要喂养学校的几只羊。每当他牵羊走过操埸时，在他背后，就有几名调皮学生高声叫喊：“右派分子假包公，假心假意帮整风……”一次，我与这些学生还发生了争执;但是，薛老师遇到我，总是低着头，勿匆走过，不跟我讲话，使我心里更加难受。

不久，由于沿海战备，薛老师随着一批“地、富、反、坏、右”，从平潭岛被疏散内迁永泰县山区。十年动乱中，听说他在永泰被打死了。文革后，我调离平潭。以后又听说其家人返迁平潭，生活十分困难。为生计，他妻子曾到大磹下小学代课，与我胞姐陈爱金同校教书。姐姐还接济过一些衣物给她。可想而知，一家人为他的“右派”头衔，吃了多少苦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老师，学生现在明白了你当时的苦衷。学生心智未开，你拒绝学生的同情，独吞苦果，是怕增加学生的心理负担;或许还寄托着今后总会了解他的其他隐情么？

反右斗争不但是当时的重大失误，也为大跃进、十年动乱埋下伏笔，成为一连串挫折的前兆;它与“百花齐放，百家争呜”和“广开言路”的宗旨，是背道而弛的。它给公民和社会造成严重创伤的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

几十年光阴过去了，薛老师的不幸遭遇，总萦绕脑际，难以拂去。我遗憾他等不到平反日子的到来，就永远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