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岗后，在重读《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我逐渐发现，不少古代帝王，正是传统道德的最大破坏者。明白这点很关键，将为弘扬传统，倡导国学，提供有益的帮助。

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可以说，一切传统美德都是围绕这一整体精神而展开的。《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贾谊《治安策》中提出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认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岳飞名句“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主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等，都不断强调着一种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才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道德，强调先人后已，助人为乐，强调个人对社会尽责，强调自觉地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群服务。传统道德尤其倡导公忠报国，清正亷明，反贪拒贿，秉公执法，注重操守。史例证明，推行德治，亟须环境配合，氛围影响，上下协力，才能蔚成风气，发生效果。当国主政者，更是充当着重要角色。从根本上说，旧社会的统治者，不可能真正做到秉公去私，社稷为重；甚至私欲难填，恶性膨胀，滥用权力，成为传统道德的破坏者。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每当君王失去“北辰”作用时，就会“群星”游离，以致乱象丛生，改朝换代。值此之际，传统道德往往遭受严重摧残，甚至荡然无存。“创江山易，守江山难。”当王朝运行至未期，帝王不听劝阻，进出失据，毁纪乱纲，致乱天下。“桀以侈败，纣以淫亡”。夏桀商纣，正是此类货色；以致众叛亲离，国家覆亡。但在国势鼎盛时，也会发生祸国殃民现象，从而留下许多践踏传统，惊醒后人的历史教训。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唐明皇李隆基了。“汉皇重色思倾国。”《中国大事年表》内载，安史之乱，长达八年；自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至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十年之内，全国人口由5288万骤降至1692万，减少3596万，生民十去其六，可见这场叛乱为害之烈！叛兵与唐军作战，内部也相互残杀，兵结祸连，刀殂百姓。“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诗圣杜甫的“三吏”、“三别”，尤使后人体会当时惨状！李隆基晚年失节，前功尽弃不说，连爱妃性命都难卫护，更遑论“国之四维”了。“衣食足，礼义知。”刀斧之下，尸横遍野，民不聊生，食不裹腹；传统美德，亷耻礼义，也就被远凉一边去了，盛唐由盛转衰，从此步入下坡之路！

当国者中，亦有少数有识之士。重传统，行纲纪、留下政绩，为后人所赞誉。上古时的“禅让”，基于公正选人，故舜能聚人群、大禹会治水。西汉刘恒和刘启的“文景之治”、刘秀的“光武中兴”、唐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康熙无疑是其中的姣姣者，对传统的继承，十分重视；读史明志，学识渊博，擢才俊、除贪暴，平三番，收复新疆、台湾，为前清王朝打下牢固基础。

上下五千年，灿烂文明史。中华民族正是凭藉强大的传统道德力量，攻坚克难，历经考验，走到今天的。时代不同，传统道德显然也应赋于新内容，比如“三从四德”等糟柏，就当摒除。但上述传统道德的主体，无疑应予弘扬光大，广泛宣传，扩大影响，深入人心。

历览古今，尤令人切感，“为政”者的“北极星”作用。这是“众星”伴随，倡导天下的先决条件。“北辰”倘若妄动，破坏传统道德，不讲纲纪，禍乱朝政，将危及社稷安稳、百姓福祉！